作模式,和使用机器生产统一规格的零件,不但降低了制作成本,还极大的破除了技术上的壁垒。
虽然天津木桶制造业的那些工匠,只能按照图纸组装几种木桶。一旦没有了图纸,没有了统一规格的配件,他们就无法生产出其他类型的木桶。以传统的手工业者的眼光看来,这些人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手工业者,他们不过是一群一知半解的学徒,只是在某个工序上面熟练度比较高而已。
一旦市场上不再需要大量的木桶,这些人就只能歇业,喝西北风去了。不过很显然,某些商人并不是这么看的,他们从天津木桶制造的生产过程中,学到了一些东西。
即把生产设置为许多个小的环节,然后招募工人进行培训生产。由于这些工人只完成其中一个生产环节,所以对他们的培训就不必投入过大。采用了分工合作的流程,使得工人能够极大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,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。
最为重要的是,因为是分工合作,所以某个工人离开之后,也能迅速的找人替换上去,不会造成工坊的生产停顿了下来。而只会某个生产工序的工人,一旦离开了商人的工坊,他们就很难找到另外的工作,因此对于稳定工人的生产有好处。
而文思院显然没有止步于一个木桶制造业,在这之后,又推出了制作廉价家具的木器厂。相比起木桶制造,这些固定尺寸的家具制作就更为简单方便了。虽然这些家具看起来款式千篇一律,同苏式家具的优雅完全没的比。
但是大规模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,使得这些家具的价格比找一位木匠打一套家具,要便宜三成。这些廉价家具很快便顺着运河,向着山东、河南等地扩散了。
紧随着木器制作之后的,便是铁器制作。毕竟这些行业都是有着相当的关联的,同木器制作一样,铁器制作业同样出现了分工合作的方式。
事实上木桶制造业的带头示范作用,使得许多手工工坊都开始了多多少少的变革,毕竟不变革就要忍受先行者的低价竞争。
如果说以上两个产业,还或多或少的有文思院在背后促成的影子,那么武清县同三岔河口的皮革加工业,则完全是民间商人自发投入的结果了。
从张家口、营口运来的大量皮革,很快便聚集在了天津。在此地加工制作完成之后,或是在本地进行销售,或是运往运河下方的河南地区,甚至还被试着运回了营口进行销售。
除了这些蓬勃发展的民间商业之外,天津最为兴盛的依然还是内府同商人联合投资的,半官方企业。
比如造纸业、造船业、化工工业还有水泥厂、各类磨坊等等。这些产业大多沿着海河布置,主要是方便用水,和借助水力来减少劳动强度。
因为这些工商业的发展,天津附近的农民也开始了半农半工的生活。去年京畿大旱,数千户京畿百姓迁移到天津,以工代赈修缮海河河堤同天津码头。
到了今年春天,不少百姓干脆就留了下来。在天津干活挣的钱,可比在地里刨食多的多了。
新成立的天津府和天津市政厅都对此视而不见,对他们来说,现在天津缺乏的,便是人口。特别是这些百姓的老家离天津也不远,生活习惯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把他们变成了新天津人,总比那些关外和外省来的流民强。对这个问题唯一有所不满的,大约也只有顺天府和这些百姓老家的知县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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