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取代朝廷在地方的官府,成为当地的权力中心。
朝廷之政令如果出不了京门,地方上一边借着朝廷的名义横征暴敛,一方面又拒绝向朝廷缴纳正常的税赋,还有人道貌岸然的公然煽动民众对抗朝廷,说朝廷不体恤百姓,是苛政猛于虎,这样的人究竟是想要做什么?毕卿不妨为朕解说一番?”
毕自严顿时沉默了下去,他不是对民生一无所知的士大夫,反而因为熟悉实务,被东林党人认为是少有的通晓经济的官员。
崇祯所说的这些民间弊况,他不是有所耳闻便是亲身接触过。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士大夫,从小学习的便是儒家的这一套治国理论。
自董仲舒、朱熹等学者对儒学不断的注解之后,儒家的礼教治国加上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,已经在大明正统的士大夫教育中根深蒂固了。
地方官府尽量不去干涉百姓的生活,让他们安居乐业。除了极少数的刑事案件,大部分民间发生的纠纷,最好能够让地方缙绅、宗族内部消化,不要把矛盾上交给地方官介入。这就是大明的政治正确。
也因此,在大明每六年一次的京察中,官员在任内的诉讼案件数量,也成为了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。这也就是所谓的政通人和,当然有些无能的官员便以此为借口,拒绝接受百姓的诉讼,来作为自己的政绩,那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了。
毕自严虽然比这些无能的官员要强,认为平息诉讼还是要立足于解决民间的矛盾上,但是他也脱离不了,把这些矛盾交给地方宗族自行处理,主张以道德教化为主,使得百姓恢复过去的淳朴习俗。
但是这在崇祯看来,所谓的道德教化和恢复淳朴习俗,无非就是一个愚民政策,和让人安于本分,遵从于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罢了。
简单的来说,大家都知道红烧肉好吃,儒家认为如果每个都知道了这个事实,就会人人都想弄红烧肉吃,没人愿意吃糠咽菜了。
红烧肉一共就这么多,白米饭也只够一小部分人食用,大部分人平日里只能吃糠咽菜。如果人人都想吃红烧肉白米饭,不愿意吃糠咽菜,岂不是天天都要进行斗争。就算有人一时侥幸吃到了红烧肉和白米饭,但是下一顿是不是还有的吃,谁也没有把握。
于是吃着红烧肉的士大夫们认为,只要让大部分人不知道红烧肉是什么滋味,甚至于认为红烧肉白米饭同糠菜窝头没什么区别,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纠纷了。
而为了能够长久保持自己吃红烧肉白米饭的权力,他们又制造了政权、族权、神权、夫权,由上至下给最下层的民众带上了从肉体到思想上的枷锁。
只要民众保持对于封建礼教的敬畏,对于外部世界和社会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,他们就必然会依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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