士人斗殴,让不少东林党人大大的弹劾了一通,管理燕京大学的官员和大学内过于烂漫的学风,甚至于还把问题指向了新学。
不过崇祯并没有理会这些官员的弹劾,只是下令在校内增设了一所礼堂,让持不同意见的士子每七天辩论一次,辩论的内容可以刊发出来供学生们阅读,自然也要送入宫内一本。
另外在学校内设立了,由学生自己组成的学生会管理各个学生团体,对校内斗殴者进行处罚,并加派了学校医务处的人手。
对于朝廷来说,不管是救灾还是同蒙古人的战争,或是应对西南奢安之乱,都远远比燕京大学内的士子斗殴要来的重要。再加上,一向受到士子们敬重的徐光启等学者的出面,燕京大学内关于新学和儒学的争辩,算是缓和了下来。
当然这也是因为太学的式微,导致改制之后的燕京大学招收的学生,都是因为科举无望的士子居多。这些人本来就对儒学没什么敬意,怨气倒是不少。
而对燕京大学教授新学有意见的,往往都是入京考试的举子,这些士子到了北京,考试完了自然会到处转转。
这国子监改名之后,就废除了许多不许外人随意进出的规矩,这些外地的士子自然会去逛逛。
虽然双方的确有着不小的矛盾,但是除了部分举子会继续留在京城外,大部分人还是要回乡的。本来就没有人数优势,再加上皇帝给出了发泄的渠道,这矛盾自然也就没这么激化了。
燕台十子之盟虽然成员大部散去归乡,杜麟征、张采这样的领袖人物又因为中举,而无法参加文社的活动,同两人齐名的张溥,便成了燕台十子之盟在京士子的领袖人物。
而张溥不仅以文章出名,在组织文社,交接官员方面,同样是手腕出众。虽然只是一介白衣,但是同钱阁老等东林魁首交往时,却并不屈居下风。
这样的人物,只要中举入仕,不出什么意外,必然是直入内阁的人选。李雯便是看在了这点,才倾心与之交往。
虽然李雯把注意力大部分放在了张溥身上,但是有张溥这样眉眼通挑的人物,在座的士子并没有感觉自己受到了冷落。
不过张溥倒是看到了,对面有位青年士子坐下后似乎一直不言不语,他不由放下了酒杯说道:“彝仲兄何事如此不快,难不成还在想着今天早上的辩论?
那只是小人一时得志罢了,这些人非孔薄孟,只重墨家,不过是中了李贽的遗毒。只要我等秉持正道而行,必然能够肃清这些邪魔外道。”
张溥之所以重视这位叫做夏允彝的士子,乃因为此人好古博学,工属文,通“尚书“,更是同太仓相邻的松江人,在云间颇有名望。他想要同夏允彝结交,日后好一起组建更大的文社。
虽然在外人眼中,太仓张家乃是门第显赫的世代官宦之家,张溥自然也是文采风流的贵公子。
但是张溥自己却知道,太仓张家并不是他的后盾,或者说明面上并不会支持他。
因为他是婢妾所生,排行又小,故不为宗党所重,他的伯父张辅之尤为看不起他。
这也是他自幼发奋读书的动力,但是如果他想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,光有才学是不够的,能够传入到皇帝耳中的名声才是最重要的。
张溥外表宽和,但是对于权力却是热衷的很。否则也不会在苏州民变事隔11个月后,朝廷风向确定了之后,才写下《五人墓碑记》的文章来邀取名声。
张溥对外处处以东林党的继承人自称,然而现在东林党虽然屡屡受到打击却并没有完全消亡,钱谦益等东林魁首依然站立于朝堂之上。
他若是真爱东林,又有什么必要非要另起炉灶,分薄正人君子的势力呢。
其实说到底,不过就是宁为鸡首,不为牛后的思想作祟罢了。张溥希望能借到东林党的势,纠合天下年轻士人,但又不愿成为一干东林党人的门下走狗而已。
他自始至终,都想要把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上,不想受人操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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