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道:“除了统计粮食耕地之外,为了保证粮食产出,朕还希望内阁通过两项粮食政策。
一、内阁制定一个耕地保护政策,划定各县耕地红线,突破耕地红线的地区,要对当地的官员进行处罚;
二、把适合于种植粮食的耕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的,要增加惩罚性税收。对各地有名的酒厂进行核定产量,颁发酒牌,禁止使用新粮酿酒,凡是突破核定产量的酒厂要进行处罚。
没有酒牌的酒厂,禁止使用主粮酿酒和出售,但是使用番薯、土豆、甘蔗或是水果等副食酿的酒,不在禁止之列。”
皇帝对于酿酒和种植经济作物的限制,顿时让不少南方官员开始议论纷纷。这些南方官员之中有不少就是大地主出身,南方种植桑、麻、棉等经济作物,远比种植水稻利润更高。
比如明初苏州、松江一带才是大明的产量区,但是随着这一地区的纺织业和手工业的兴起,桑园、棉田等已经取代了当初遍地稻田的景象。
而即便是不适合改成桑园、棉田的稻田,所收获的粮食也一般不是直接当做商品粮出售的。经过数百年的发展,南京、苏州、松江等经济发达的地区,已经养成了一种喜欢享受的市民文化。
代表这种市民文化的,一是戏曲、二是饮食。对于这一地区的城市平民来说,就是普通家庭也常常能够饮酒吃肉的。
淮扬、苏州的菜式,南京的酒水,已经成了江南地区的饮食代表。而南京的酒水出色的不是一二种,而是有着数百种。
南京秦淮河又是著名的风月之地,江南富豪每晚在此一掷千金,除了追逐艳妓之外,精美的饮食同样不可或缺。
正是在这种需求之下,南京的酿酒业就变得格外发达,南京大族以酿酒闻名的不在少数。他们凭借着这些酒水,赚取了远高于粮食贸易的利润,怎么甘心被皇帝一纸禁止令给封杀了。
不过出身北方的官员却很支持皇帝的这项提议,因为首先这可以打击南方官员的财力。此外,北方连年受灾,也让这些北方官员感受到了危机感。
大明是士绅治乡,一旦地方受灾,当地县官除了开仓放粮之外,就是要找本地士绅组织赈灾。
一般来说,只要是具备常人智商的士绅,都会同意县官的这个请求。毕竟灾民变成民变军或是盗匪,最先受到损失的,还是他们这些当地的士绅大户。
但是从万历皇帝末期开始,这北方的灾荒就开始连绵不绝,一副看不到尽头的样子。就算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当地士绅,也已经没有多少积蓄了。
而南方士绅地主,在这个时候还把大量的粮食拿来酿酒,的确是有些隔岸观火的样子。
以往北方官员不敢提出来,那是畏惧南方官员人多势众而已。但是当皇帝出面之后,这些北方官员顿时就团结到了崇祯的主张之下。
双方争持不下之际,刘宗周却站出来支持了皇帝的主张。他认为现在北方灾民遍地的时候,南方民众还沉迷于酒色之中,显然有失人的本心了。
刘宗周的出面支持,让崇祯有些意外,但是却一锤定音,彻底让北方官员在这场争论中占据了上风。于是会议就进入了下一项,关于工部成立水利部治水的议题中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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