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最为重要的任务。漕粮运输的方式其实有两种,一种是官运,主要是运输到京城地区,供应皇帝到百姓的日常所需;另一种则是民运,主要是运输到北方边境地区,供应给九边军队作为军粮。
刚开始的时候,只有民运而无官运,因为都城在南京,而九边不过在黄河左近,运输的耗费并不是很高。而且明太祖采用民运办法时,运粮的都是地方上的大户豪强,这种运粮方式等于是在削减地方上大户豪强的实力。
另外,以一万石设一解运的粮长,这些粮长抵达京城时都会被皇帝接见,以询问地方上的状况,干的出色的还能升任六部官员,可以说这是太祖在县以下控制地方的另一套组织机构。因此即便明太祖屡屡兴起大案,地方上却始终保持着安宁,不会有什么人心惶惶状况出现,也是依赖于这套粮长系统的正常运转。
当然这一套粮长系统,在崇祯看来大约就是现代的议员,虽然他们没有一个正式的机构行使议会的职能权力,但是议员所具有的功能,基本上都已经具备了。
但是太祖之后,永乐帝迁都北京,又数次出兵塞外,导致整个运粮耗费超出了地方豪强能够负担的上限,永乐帝又不是一个喜欢听取乡里民声的人,粮长制度随即就失去了太祖时期的本意,成为了朝廷压榨地方民力的恶政。
到了永乐之后的皇帝上位后,供应京城的漕粮因为不够及时,终于从民运改为了官运,而边军系统则大部分依旧还是民运。
官运漕粮在最高时期的数字是六百七十万石,到了万历末期基本在400万石上下。而民运漕粮大约在六、七百万石上下,至于民间商人运南粮贩卖于北方的大约也有六百余万石。
自从三、四年前漕运开始改为商运之后,去年南粮运往北方的数量是1600万石,其中1400万石走的是大运河。但是今年通过大运河运往北面的粮食已经下降到1250万石,这种快速下挫的运输量,立刻引起了漕运官吏和运河附近士绅的警觉。
在稻米产地湖广行省,一石稻米的收购价格大约是-元之间,到了上海、苏州、南京的米市,一石湖广稻米的市场价格大约在-元。从暹罗、柬埔寨、越南运到宁波、上海的稻米,每石大概是-元。
而在天津,一石大米价值元,在北京则是元。将一石大米从上海运到天津,现在的海运费是元,扣除其他费用,每石大概还能赚上-元。但如果是采用运河运输,每石的运输费用就是元,差不多无利可图。
对于户部官员来说,自然是喜欢海运而不是内河运输漕粮。但1600万石的漕粮内河运输费用就是720万元,这其中将近一半是要落入帮会人员、承揽商人、漕运官吏和士绅手中的,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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